至今，我还记得前年滑冰给我带来的欢乐。 那天，我去未名湖滑冰。当时，滑冰的人很多，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，十分热闹。 虽然我滑冰比较熟练，但是仍难免摔跤，就像这次试跑的时候，忽然有一根又粗又短的小树枝把我拌了一下，我手舞足蹈地晃了半天，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趴下了，在趴下的同时我还向前滑了一会儿。我妈妈忍不住笑了。爸爸也“不甘落后”，摔得和冰车分了家，这回他是遇上了雪堆，冰车一个急刹车，把没坐好的爸爸甩出去老远。他边喊：“我的妈呀！”边在冰面上滑着，让我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。 比赛的时刻到了，这次我们比赛抢陀螺。裁判员爸爸在四周无人的冰面上使出全身的力量扔陀螺，一下扔了四十多米远。陀螺在“降落”的时候，因为力量非常大，所以陀螺在冰面上蹦蹦跳跳地跳起了冰上的舞蹈。一秒钟、两秒钟……陀螺因速度过慢而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冰面上，发出轻轻的撞击声，最后还滚了好几米。就在这时，裁判员爸爸喊：“三、二、一、GO！”妈妈和我同时冲出起跑线。这场比赛可把我的拿手戏表演了出来，我边飞速向前滑行，边弯下腰，手紧紧地贴着冰面，到了最后，我在“劫住”陀螺的那一刹那，把它拿起并交给裁判员爸爸。“胜利了！”我既高兴又兴奋地喊着。 以后，我还要来未名湖滑冰，因为它给我带来了欢乐，又有意义。 老师评语：文章结构完整，层次清晰，叙述有序，内容具体。处处充满欢乐之情。

清明之前，爸爸向我们吐露心声，想回老家给我的爷爷奶奶上坟，了却多年来的心愿。我担心爸爸一个人上路，倒不是怕他的身体吃不消，而是因为爸爸太善良与天真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于是我和歇了决定，陪着爸爸回老家，并带上猪猪。妈妈自然要跟着爸爸，于是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五人的返乡队伍。这个结果让爸爸很兴奋，这次返乡可以带上老婆孩子还有外孙子啦。每次讨论行程计划，爸爸都是眼睛亮亮的，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，直到妈妈捂起耳朵说“小点儿声！”，爸爸才把声音放低，然后再循序提升。出发前几天，爸爸就睡不好觉了，像第二天要去春游的孩子。

五一时候的公共交通是无法指望的，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开车去。我和歇了的车龄都是一年半，刚刚走出新手的队列，三千多公里的路程是一个考验。我们的第一次长途之旅是和安分等一伙人去北戴河，那次我的驾驶次数还没有上两位数，从我家开到安分家正好走北京城的对角线，对我来说就仿佛是一次长途了。跑在高速上，我紧盯着左侧的白线，就像踏着缝纫机做衣服，当时CFISH前面领头，帮我押车并线，安分在我后面压阵，步话机里安分不安的颤音：“layla，你好像不会踩煞车呀！”每次超越大货车，我的胸口仿佛坐着一头大象，超过货车才能出口气。第一次过收费站，停得太远了，步话机里传来安分独特的颤音：“你下车交吧，哈哈！” 再一次长途就是新年去大同，单程公里数也不过三百多，所以这次出发前我的心里忐忑不安，一是担心自己的驾驶技术，二是担心老年的父母身体吃不消。而两位老人却是特别乐观，爸爸还买了漫画书，准备了五子棋，扑克牌，准备在路上玩。

五一早上，我们四点钟就起床了，猪猪使劲瞪着小眼睛说，“我比哪天起床都清醒！”出了楼门，大院的铁门还紧锁着，歇了跑出西门去开车，猪猪在昏黄中开始了创作。猪猪的创作是不受任何拘束的，按快门的频率极高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特意出发前两天买了一个数码伴侣。

早上的风很凉，这是近年来难得的炎热迟到的春天。爸爸妈妈早早在门外等我们，我老远就看到妈妈在寒风中小跑着转圈，妈妈说“冻坏了！”。

太阳从四环边上簇拥着的楼房里挤出来，猪猪试图用镜头抓住它，可是楼房太密集了，猪娃一阵忙乱，姥爷也跟着大叫：“哎，快拍，哎呀，晚了！”。虽然四环上车辆稀疏，歇了也不敢开快，他很守规矩。从西四环到南四环，我们兜了半个北京城，走上京津塘高速。高速上的车反而比四环上还多，越来越密集，当里程表显示我们离家90公里的时候，遭遇了堵车，磨磨蹭蹭半个小时，才走过事故点，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停在超车道上。京津塘高速太狭窄，有了事故车，就如小肠梗塞般通行困难了。本来我们计划着去天津吃煎饼的，老羊已经把路线说得极其详细，煎饼已经到了嘴边就差入口了，这一堵车耗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，只好忍痛放弃了煎饼。老妈在后座自顾自念叨着天津各色小吃，“你们知道耳朵眼炸糕吗？说是耳朵眼，其实并不小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于是我们八只耳朵竖起来听为什么，老妈顿了顿说，“我也不知道！”“哎！”我们四个异口同声地发出失落的声音。

没吃成煎饼，只好在青县服务区吃自助餐，这一吃可把我们吃伤了，以后见到服务区的自助餐就反胃。不光难吃，还没啥可吃的东西，最亏的要算猪猪，十块钱吃了一个鸡蛋。后来的人连汤都没有了，跟服务员说，“你们给桶里加点热水得了！”嬉笑一番，出门在外，谁也不想闹别扭。

我和歇了轮流当司机，差不多2个小时换一次。这次我再也不比着白线走了，神情自若了很多，超越大车也不紧张了。我的速度基本保持在110到120之间，如果有大车当道，我便慢下来，速度下降到80甚至60，很多小车都走紧急停车带，看着就像从大车的车帮子底下钻过去，我不敢。两个小时下来，右腿有些发麻。

在鲁苏交界收费站，大大小小的汽车排出了长龙，小车中“京”的牌子最多，让我感觉还没出北京的地盘。队伍排得有些乱，小车经常随机应变地插入到走动的队伍。我身边的一辆白色捷达，司机小伙儿冲我们招招手，面带笑容，我赶紧摇下窗户，还给他笑容，我的理解是，人家见到了北京老乡表示友好，其实我是自作多情，而歇了明白他的意思，挥挥手，让他从旁边的队伍加塞儿到我们车前，紧跟其后的两辆车也加进来了。歇了说，都是北京的，出来这么远不容易，就让让他们吧。于是我们原地继续等待，这时一辆银色车看自己的队伍不动，掰过车头要进我们的队来，我愤不过了，对他温柔甩过一句话：“别加啦！”小伙子也识趣，回到自己队伍。谁曾想，几分钟以后，又来了个姑娘，直眉冷目地就往前蹭，连招呼都不打，令我十分反感，对歇了说：“挤她，挤她！”自己都觉得有点恶毒。歇了慢条斯理，“让她过，不跟姑娘计较。”那女孩儿听到我说的话，以为歇了真的会挤她，便抻着脖子，咬着嘴唇，死盯着我们前面的车屁股，用自己的前脸紧贴，不差半毫。我盘腿坐在位子上，学习歇了的平和心态，看着她的表演。

我们排到收费口，用去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收费的大哥磨磨蹭蹭半天，收费牌子上，居然打出了“380”触目的红色数字，我纳闷，看过的攻略里没有这么贵的路段呀，于是问收费大哥，“这么多？对吗？”那人闷头看了看，“噢，你的是小车呀！”于是，牌子改成185。现在我明白，这里的收费站为什么排起长龙了。

走上高速的最初，我们让猪娃和姥姥共用一个安全带。过了青县服务区，猪娃说，系上安全带就不舒服，有晕车的感觉，不系的话，肯定就没事了。他是不喜欢被带子束缚，想随时前前后后抓拍。再上路的时候，我默许了他的要求，不系安全带，虽然担心，但觉得把他绑在车上一整天，的确是很难受的。猪娃像脱缰的小马驹，很快活，挺直小腰板，在两个前座之间，向前望，累了，就靠一靠前座。这倒是给了姥姥伸展两条腿的机会，姥姥索性也不系安全带了。尽管这样，姥姥的腿还是肿起来了。

我们的计划是晚上住在扬州，出发前两天我到携称网订房间，居然全部客满，连1800元的房间也订走了，只好搜了一些酒店的电话，带上。天黑下来了，大概离扬州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决定赶过去。歇了开车，我挨个给酒店打电话，打了五六个电话，对方都用很甜美的南方普通话和我说，“没有房间啦”。最后，我们终于订到一家叫“东园”的饭店，我千叮咛万嘱咐电话那一端，“一定给我们留下房间呀！”。

过了扬州收费站，还有十多公里的高速路，城市隐没在黑暗中，令人惊喜的是，天空中间断爆放出烟花，鲜艳夺目。到了酒店之后，我们才得知，我们到达扬州的这一天正好是江泽民的生日，而扬州是他的老家，他和我们一样在两千年五月一号这晚到达了扬州，很多人来捧场，所以酒店爆满，烟花也是为江主席盛开的。

安顿好行李，我们打车去了市中心的“福满楼”。虽然九点钟了，街上还是熙熙攘攘，灯红酒绿，很有过节的气氛，或许这些彩灯也是为了J主席准备的吧。福满楼的领班全是五十来岁的老男人，穿着红色的中式外套，服务员是一身黄衣服，也是男生居多。这么晚了，依然人声鼎沸，所有桌子都有客人，乱糟糟，一片狼藉。猪娃不喜欢这样的嘈杂，胃口不好，我知道，他累了。

吃了什么我忘记了，只记得服务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，“扬州炒饭”是有专利的，他们卖的是蛋炒饭，而不能叫扬州炒饭。瞧瞧人家，多么的认真，北京可是满大街的“扬州炒饭”，到了扬州，我们却被告知，吃不到正宗的，我也忘了问，哪里能吃到了。

我们举杯庆祝第一天的胜利，同时，我们也收到爸爸妈妈的祝福，这天是我和歇了结婚12周年纪念日。做了十二年夫妻，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共同的东西，就像并蒂的花朵，时间长了，很多部位就结合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用言语，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们会异口同声，有时候，他说出的话正是流到我嘴边，还未吐露的。如果有上帝，我很感激他，让我遇到了歇了。上帝将每一个物种，分成雌雄，男女，就必然存在互补关系。成功男人的背后有女人，幸福的女人心中有男人，这便促成一种和谐。夫妻好比人的双手，左手扎刺了，右手帮着拔，右手不堪重负了，左手会帮忙分担。我们不曾有过轰轰烈烈，这十多年我们酿造了一坛酒，酒愈酿愈浓洌，香气飘满我的心田。人生之路，有伴相随，我知足已。

 

二号早上的四点钟，手机闹钟叫醒我。猪猪有些疲惫，胡撸半天小脊梁，才睁开眼睛。五点，我们走出东园宾馆，守门的小伙子被我敲醒，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为我们开门，看他像牵线的木偶，我心中有些过意不去。

清晨的扬州和昨晚相比，宁静很多，好比一个热烈的女子做回乖乖女。我们开始有些转向，找到运河的时候才找到了方向。太阳，火红着脸脱离河岸，河中串成长串的乌篷船平缓地移动，划出一条柔和的长长曲线。

出发前，老羊曾经提醒我，江浙一带的人发家了，于是便浮躁了，行车也不懂得规矩了。果然，进入江苏境内以后，豪华轿车多起来了，挂着苏、沪的牌牌，在我眼前钻来钻去，好几次，把我吓得出虚汗，歇了见我不适应，便提前进入服务区，换他开。歇了开车的风格被我的弟妹冠名为“大象”级别，不着急不着慌，和他做人一样，不争不抢，您着急您先来。就这么好的脾气，还是被苏沪们惹急了，“你大爷的！”我们超越一辆大车的时候，一辆小车风一般从右道插到我们前面，歇了一脚刹车，一句京骂。几分钟后，又超过来一辆玩儿命的，歇了好像习惯一点了，这次没有骂他大爷，而是用更纯正的京骂“傻B”，谁想，后面还紧跟着一个更猛的，在我们和一辆大车间钻过，好比美国大片中的惊险镜头：沉重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，大侠飞跑过去，大门在他身后“咣”的一声关闭，晚半秒钟就玩完了。这种镜头，让人看了喘不过气，眼下就是这样的效果。这回，歇了在刚才的两个字上加了一个“大”字。

过了黄河，我们离老家越来越近，窗外是愈发地翠绿，愈发地富有水的灵气。那新生长出来的绿色，满盈盈地被大地托举着。我像端看婴儿一样看它们，它们也像婴儿一样，展示自己的纯洁，鲜活。那满坡的茶树，一垄一垄，圆圆鼓鼓的，就像肥硕的大蟒，爬向天际，如果画家来画，肯定会用光软管里所有的绿色。偶尔出现的小村，已经是南方的特点，白墙灰瓦。眼前的情景让我倍感亲切，也许我的血脉中有着这南方的信息，也许，是我闻到了家乡的气息。

五月二日下午三点钟，我们到达了家乡—董村。

家乡印象—董村

 

小时候，常听爸爸说起自己的故乡，听得多了，我的脑海中便描绘出一幅画面：一条小河在村边流过，村庄被绿山环抱，一个贫苦的孩子赤足走在小路上，肩上担着两大捆柴。孩子最大的乐趣是在为财主放牛的时候，下河摸鱼，摸到了，便放到岸边的石头上烤着吃。孩子五岁那年先后失去了父亲和母亲，十岁那年被送进了育婴堂，他，就是我的爸爸。

失去父母的爸爸并不是真的没有亲人，村里还有叔叔婶婶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，然而他们无力供养他，在奉化的奶奶给一银行家做保姆，这位银行家是育婴堂的捐助者，经他的介绍，我的爸爸才得以进入育婴堂，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那苦难的年代，育婴堂的很多孩子病死，饿死，甚至还有因为过年时候给了足够的食物而撑死，而爸爸是幸运的，咬牙挺了下来，发奋读书，考入奉化一中，再考入北大，然后就当了我的爸爸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太奶奶实在是很有眼光呢。

两千零五年的五一假期，我们一家五口三代人，行车一千多公里，在离家的第二天到达家乡董村，当山路一转，灰色斑驳的小村出现在眼前，我们的车里回荡爸爸兴奋的呼喊：是它，是它！几十年了没有太大变化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老房子还在，只是村子外围盖了很多新的二层水泥小楼；村边的小河还在，只是修起了一座桥，但水却少了，混了，也没有鱼了；没有太大变化的是村边的山，依然是翠绿的，成长着大片的毛竹。爸爸在院落中，街巷中，小河边，每一个角落寻找着自己儿时的身影，家乡的很多老人还记得他，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热烈交谈。猪猪频频举起相机做着记录，然后悄悄和我说，他们在说外语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爸爸小时候住的木屋还在，二层上还放着六十年前我的爷爷奶奶用过的床，是那种四边带着木架的床。楼梯已经摇摇晃晃，木地板有了凹陷，房子的大梁被虫子嗑出了蜂窝状的小洞。当作墙壁的木板已是深褐色，楼道里，房间里昏昏暗暗，从木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无法投射到房间的每个角落，阳光刚刚走入窗来便被房间吞噬，房中的木床，竹筐，几件简单的物件，似隐似现，仿佛要带我回到从前。

院中的地面铺砌着鹅卵石，圆圆滑滑的，经历几代人的行走，被磨得很亮。我努力想象着，我的爸爸瘦小的身影在这铺成花纹的卵石地面上玩耍，在我的爷爷奶奶健在的时候，他应该是快乐的吧？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，我的遗憾是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连照片也没有留下，如今，我终于亲眼见到了我的家乡，也算一个小小的弥补。

我们坐在檐廊下的竹椅上，嗑着花生，喝着茶水，吃着新鲜的煮豌豆。花生很香，是村边山上种出来的，茶也很香，是初春从村边新采来的茶叶，堂叔叔自己亲手抄制的，而豌豆是一个小时前刚刚从地里采摘的，还带着植物的清香。因为是二层木楼，因此我们头顶的廊檐很高，檐子下有灰白色的燕子窝，旁边挂着几个竹篮。廊檐下面的竹竿上垂着一条鱼干，鱼被从头到尾剖开，展平，白皙的鱼肉变成了淡黄，上面密布着鱼骨的纹理，看上去像鱼的化石。院子四周随意堆放着几捆干柴，石台上摆着几个废脸盆，里面鲜艳的小花仰着五彩的笑脸，院里的两只小狗在我们眼前打打闹闹。歇了说，你说了这么多年的祖籍在浙江新昌，如今终于知道是什么样子啦。他是了解我的心思的，要不也不会陪伴着我，辛苦驾车来到千里之外。

爸爸说，如果他再住进这个院子，要把院子收拾利索。我倒是更喜欢这种随意的生活，凌乱中有着自身的秩序，每个物品的堆放都有它的道理，居住的人能够随手可以取到，这才有居家的味道，过日子的痕迹。如果过于讲究规矩，倒把自己的心框起来，失去了舒展的空间。

村子里保留了几处老屋，两位堂叔陪着我们去看，他们一人手持一只棍棒，一前一后保护我们，因为村子里面狗多，他们怕狗们欺生。后来我们第二次第三次再去逛的时候，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小狗们再也不对着我们狂吠。

小巷铺砌着石板，光亮亮的，常见人们光脚穿着塑料拖鞋“趿趿”地走过，脚上却不见有灰土，这在北方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车停在供销社的院子里，两天中也不见增加任何灰尘，早上倒是凝结了很多水珠，晶晶亮地卧成一片。

巷子里的小路被灰墙夹着，走着走着，浑然不觉中发现路成了上下两层，上方的路进了院落，下方的路拐向另外的巷子。身边的灰墙除了青绿的苔藓，还有斑驳的红字，依稀能看出工整书写着大段的毛主席语录。如今语录变得不清晰了，原来的红色仿佛融入墙壁，与深深浅浅的苔和谐共存在灰墙上，那原先的狂热书写，变成了今日美丽的壁画，只有经历文革年代的人，才能从这水墨画般的轻描淡写中回忆出心酸。

从巷中走入老院，还可以从这家院穿到那家院，有点像走在迷宫，每座院子的格局差不多，这更加让我迷惑。每个院子都有一个天井，灰瓦下面的白墙被岁月用潮湿描绘上斑驳的痕迹，墙脚下，石缝中，钻出毛茸茸翠绿的青苔，露天的水缸，石臼里面都汪着盈盈的水，院中四处摆放着各种器皿，里面随意种上兰花，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艳丽小草花，无论是那坚硬的石头还是娇嫩的花草，都仿佛能攥出水来。围绕院子的是木构的楼房，一层是厅堂和厨房，二楼是卧房，很高大，但不明亮。厨房的灶台比北方复杂，大大小小好几个锅灶，可以同时烹炒不同的食物，灶台边有垒砌的通顶的一面小垛，有几个阁子，最上面的格供奉着灶王爷，其他的放些小物件。有些门窗还是老物，保留下来的木雕显示着从前的情调，雕刻虽不华丽，但雕出来的鸟兽栩栩如生。也有的人家门板变成平平的木板，一打听，原来是老木雕门被卖掉了，几扇大门买了两千块钱。

老屋，老人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喜爱的，他们具有让我感动的力量，那是时间雕刻出来的，富含着丰富底蕴的一种东西。老人们穿着整洁的蓝色衣服，坐在廊檐下的竹椅里，面对着院子，或温和望着来往的人们，或靠着椅背打盹。

村子的人们应该和我有着共同的祖先，因为他们和我有着一样的姓氏—俞，我的姓在北方很少见到，因此很多人会写成“于”或者“余”，在这里我看到了太多的“俞”字，竹编的箩筐上，木制的桶上，三轮车自行车上，甚至小卡车上都要写上名字，这让我倍感亲切，越看越觉得这个字好看。

据叔叔讲，周围山上的竹子有很多品种，成长期不一样，一年中鲜笋吃不完，怪不得每家院子里都摆着圆圆的大笸箩，晒着粗粗细细的笋干。我们上山祭拜先辈，叔叔们随手就掰下半米多高的竹笋，有碗口那么粗，看得我直心疼。没有砍下的笋在短时间内就窜出十多米，毛茸茸的深褐色外皮剥落下来可以包粽子。山坡上的树都是绿油油的，在灌木间钻来钻去，衣服上也不会有尘土。有一种叶子被日本人当作敬香的宝物，常有人到村子里面收购，随便扯上一把，便可以卖出几块钱。叶子没有什么特别，圆圆的，比较厚，很亮。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，仿佛遍地都能生长出宝贝，有竹笋，有茶叶，甚至还有灵芝。

早上，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，董村便苏醒了，我们仨也背上相机，走入湿润的小巷。仔细听，有流水声，鸡鸣声，人们的谈话声，拖鞋敲击石板声，热闹却不嘈杂，恰到好处地让人避开寂寥与烦躁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种平和气氛。再因为董村保留着很多爸爸童年时候的样子，甚至能够找到爸爸嗑破额头的条石，我因此热爱上她，我的故乡。

        因为爸爸、妈妈和我都十分热爱长城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地图，发现河北省边上的镇边城旁边有护村的长城，虽然外边一点但还有长城，所以我们正好游镇边城村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开车向镇边城村飞驰。它是一座古城，现在竟然还保存得挺好。我们一眼就看到一个门洞，门洞只有一半青灰色的砖头是完好无损的，剩下的砖头都有裂纹。每个砖缝里都有几根野草，门洞的顶上也有几根野草，只要有一点风，它们就会迎风摇摆。从门洞里走进去，就可以看见一条笔直、宽阔的水泥马路。马路上，经常会有可爱的脏兮兮的小狗在玩耍。马路旁边，有挨挨挤挤的房屋，房顶上铺着一层灰色的瓦片，瓦片上还立着一只“凤凰头”；屋檐下，是红红的砖头，还算鲜艳；屋子的右下角镶着一扇又长又窄的木门，木门的两旁贴着两个雄伟、威武的人像。马路的拐角上，有几位老爷爷，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他们都在认真地玩顶骨牌。顶骨牌是一种古老的游戏，假日我常跟爷爷玩顶骨牌，真想和他们下两盘。马路的尽头有几棵千年古树，最古老的一棵，心是空的，里面堆放柴火棍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沿着村边的路，爬到山顶，放眼远眺，一座座平房挤着。

        我站在山顶上，一股股凉风吹来，感觉十分舒服。

猪娃有新相机了

朋友推荐给我这个空间，很喜欢它的图片功能

占了个位子，用来上传猪猪的照片

猪娃一定喜欢